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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桑顿珠（右）与患者在一起。本报记者 汪凯 摄

格桑顿珠：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，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。获白求恩奖章等。

海拔4500米的那曲草原上，格桑顿珠的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胀起来。白大褂左胸那里，别着一枚小小的、略显朴拙的徽章。徽章上是他的Q版形象——圆脸、戴着听诊器、眼神专注，这是一位患者绘制的。

指尖轻触这枚特殊的“勋章”，格桑顿珠的嘴角泛起一丝温和的笑意。“我时刻戴着，就像这枚徽章提醒我的，穿上这身白大褂，就得对得起乡亲们心里的那份‘暖’和那份‘信’。”此时，他轻轻按了按胸口：“乡亲们的声音和需求，无论何时、何地响起，都是这里最要紧的事。”

走出去，是为了更好地“留下来”

西行的列车在1998年的夏天轰鸣向前。车厢内，年轻的格桑顿珠看着窗外的繁华都市景象渐渐被广袤的原野取代。母亲的话语在他心头反复叩响：“你是党和政府悉心培养的，得回来建设西藏。”

这朴素而沉重的嘱托，是母亲在格桑顿珠临行前唯一的叮嘱，却成为他人生抉择天平上最重的砝码。彼时，上海医科大学（现复旦大学医学院）临床医学系的300余名毕业生中，唯有格桑顿珠选择了西藏。

这份选择的烙印，也同样深植于少年时代内地西藏班的记忆。“那时，每间教室黑板最上方，都写着‘努力学习，建设新西藏’。”忆及过往，格桑顿珠眼神变得深远：“那不是空洞的口号，它像酥油茶，一点点融进我们的血液，成了责任。”

列车奔驰，年轻的格桑顿珠握紧了拳头。那时，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二院”）还没有独立的神经外科，平时做的手术也仅限于外伤、车祸导致的颅脑损伤等。在之后几年的工作中，每每面对疑难复杂的疾病，面对患者渴望的眼神，格桑顿珠都暗下决心，一定要继续深造。

2002年，格桑顿珠顺利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。“北京不缺一个博士，但西藏需要它的第一个神经外科博士。”2010年冬，首都医科大学导师的挽留，被格桑顿珠这句回答轻轻推开。“作为西藏班培养的学生，我们内心深深感恩党和国家这一政策，不仅为西藏培养了高素质人才，更重要的是圆了千千万万高原孩子的求学梦。我们改变了命运，也改变了家庭，更要回去改变西藏的面貌。”

为了填补家乡神经外科的空白，格桑顿珠走出高原，又义无反顾地回来。他说，每一次“走出去”，都是为了更好地“留下来”。

“造血”胜于“输血”

2014年9月，二院神经外科独立病区迎来一场关键手术。

无影灯下，空气凝滞。格桑顿珠的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手术刀在显微镜下谨慎游移——目标是一个深埋颅内、紧邻重要血管和视神经的巨大鞍结节脑膜瘤。他的导师——中国神经外科泰斗赵继宗院士就站在他身侧，目光如炬。

“手术风险很大，刀尖在血管和神经丛里‘跳舞’，稍有不慎，不是失明，就是生命危险。”多年后回忆那一刻，格桑顿珠的语气依然带着手术台上的紧绷感，“在高原做这样的手术更难。缺氧环境下，病人术中出血量动辄是内地的3倍，有时能飙到3000毫升，脑水肿、肺水肿随时可能发生。”而当时，连术中电生理监测等基础设备都极度匮乏。“就像在暴风雪中走钢丝，每一步都悬着心。”

当肿瘤被精准剥离，监护仪上的生命曲线渐趋平稳，西藏高难度脑科手术实现了零的突破。但对格桑顿珠而言，将技术带回高原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
二院神经外科初创时，只有4名医生，要面对的却是严峻的现实。“高原脑血管病和高血压脑出血像两把悬在牧民头上的刀。那时，死亡率逼近一半，活下来的十有八九落下残疾。”

改变，需要人才与技术的双重突围。格桑顿珠深知，“输血”救急易，“造血”生肌难。为此，他力推建立“赵继宗院士神经外科技术指导中心”，跳出了传统援藏模式，将核心模式定位为“师带徒，手把手”。

“我们把北京的专家请进来，不是让他们当‘主角’。”格桑顿珠解释，“院士团队的老师是在关键时刻托底。手术台上主刀的，是我们自己的医生，这种‘在身边教，在刀上学’的方式，比送出去进修更能练出真本事。”

经过多年发展，曾经连核磁共振都没有的科室，如今320排CT、血管造影机、高端显微镜一应俱全，硬件水平不输内地的大医院。“2019年全院门急诊量不足10万，2024年已突破17万；学科从14个增至25个，胸外科、创伤外科相继成立；四级手术占比近27%，微创手术占比近40%。”格桑顿珠向记者介绍的语气中透着自豪。

如今，作为自治区政协委员、二院院长的格桑顿珠，不仅承担行政管理、科研、医疗等多重任务，更将目光聚焦于医院整体的发展之上。他知道，留住人才，更要温暖人心。

“以前县里医生来进修，最大的难题是‘一张床’。在拉萨租房贵、住得远，半夜急诊来了，人却赶不过来，学什么？”为此，格桑顿珠力主医院投入建设医生公寓，“让他们免费住，为的是手术时能够随叫随到。留住人心，得先安放好他们的疲惫。”

履职风从旷野来

在日喀则市定日县老家村镇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格桑顿珠的电话。乡亲们来拉萨看病，总先找他；即便拿到别处的方案，也习惯请他再确认。平日里，格桑顿珠也经常深入边远乡镇卫生院，与医护人员促膝长谈，耐心倾听他们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难处；走进村民家中，认真了解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。

正因如此，格桑顿珠的提案中，时常带着旷野的风声。“那些长期在野外放牧的农牧民，身体或多或少都有毛病。由于高原上缺氧、高寒等恶劣环境，好多人都饱受高血压、高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高原疾病的折磨。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，重点在于推动基层医疗建设。”

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与藏西医深度结合，则是格桑顿珠履职版图上的另一块基石。“藏医药是中华民族医药宝库的瑰宝，在高原疾病防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。”格桑顿珠尤其看重藏医药在“治未病（预防保健）”和术后康复领域的巨大潜力，故而在实践中积极寻找融合点。

“结合，不能停留在口号，需要拿出循证医学的‘硬数据’。”格桑顿珠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迫切的行动意愿，同时致力于推动藏药核心验方的现代循证研究。以七十味珍珠丸对脑出血患者神经功能康复的作用为例，他构想着严谨的多中心、大样本临床对照研究：“对比使用与未使用该药的数千例患者康复效果，用确凿的数据证明疗效。这将是理解机理、开发新药的第一步。”他坦言，整合藏医专家力量、建立多中心协作机制是当前的关键挑战。“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光彩，需要从确凿的临床疗效出发，再深挖机理。这需要藏西医工作者携手，更需要制度与资源的支撑。”

硬件和技术跟上了，格桑顿珠的思考又远了些。他正规划着把神经外科从外三科分出来，单独建病区，将来还要成立神经中心，组建血管、肿瘤等功能组。

“争取在退休前，建成‘高原上的天坛医院’。”说到这儿，格桑顿珠爽朗一笑。

格桑顿珠所瞭望的，不仅是科室的未来蓝图，更是这片雪域高原上，生命守护体系日臻完善、生命之光愈发璀璨的希望。60年沧海桑田，曾经的“生命禁区”，在党和国家的光辉照耀下，在无数如格桑顿珠一般的建设者接力奋斗下，一条通往现代健康福祉的康庄大道已清晰可见。（记者 李京 韩雪 王亦凡 宋宝刚 王晶 汪凯）